陳琪著
我的三个孩子都有哮喘病，气候变化时，经常半夜三更去医院看病求救，儿科医生说香港气候不好，你还是早日带孩子离开香港为好。再者，在我心里仍然有阴影，我害怕有一天共产党来香港后，我又会像母亲一样被拉去坐牢（因为他们称我为叛徒，那时离开中国的都是叛徒），那我的孩子就也将像我小时候一样遭到凄凉的遭遇。我必须早日离开香港，逃得远远的。
我给林先生一笔钱又为他买了去美国的飞机票，让他去找一找移民美国的路径。三个月以后，他花光了钱，又跑回香港说，“我可不想每天吃面包，要去你去吧。”我说，“我不懂英语，除了嫁人别无他法。”他竟说，“那你就嫁人吧！”
我在香港教筝每个月大约二千到三千元，在美丽华唱歌有一千元，另外，去香港电视台演出、配音等一月的收入要比一个女工一年的工资还高一些，那时香港的一层楼，也只有两万到三万。后来，出国演出，我省吃俭用，拼命工作买下了三层最便宜的三座屋子。
珍姐终于知道我们早已离婚了。她语重心长的对我说，“这么八年我看到你的银行结账单，除了你工作的收入以外，你没有多一分收人，你也不是黄花闺女，女人的青春有限，这个世界笑贫不笑娼，只要你有钱，别人才会看得起你，不管你的钱从何而来，你够资格拿贞洁牌坊，可是现在也没有人会给你竖这牌坊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当我是女儿你才这样说，但是我做不到，我必须在孩子们面前抬得起头，我绝不会赚一分不是用我的血汗换来的钱。”
林先生的父亲在秘鲁做生意，在香港和澳门各买下一层楼（他一层楼比我二层楼加起来都贵），用林先生和他姐姐两个人的名字联名买的。我出国前千叮万嘱的和他姐姐慧兰说，“你知道你弟弟是个败家子，这个房子你要不签名他是卖不掉、押不了的。”
三个月后我的合同满期后，我回到香港，慧兰告诉我她那层楼已经被他押给银行五万元了。当然，他必须把澳门那层楼改成她一个人的名字，林先生答应她改了，她才答应签名，让林先生把楼押了。很快这钱也花完啦。没有钱供楼，银行要拍卖这楼，慧兰要我无论如何要帮他，我答应拿出五万帮他还给银行，不过希望她把屋子的所有人名字改成我大儿子名下，因为大儿子在离婚协议上定属于林先生。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他们两人都答应了。于是我把在银行的欠债全部还清叫他们去律师签字时却一个也不肯去了！我被他们骗了！不但骗去我所有的积蓄，我还欠下银行的债。当时我就大叫一声，倒了声，竟说不出话也唱不了歌，心灰意懒。
我决定离开香港，带孩子出国，三个孩子又小，我也不懂英语，孩子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有一位美国的医学院教授是上海人，他很想娶我，可是他有两个孩子，比我孩子大，我不会英语，又怕孩子被人欺负，我拒绝了他。我必须找一个文化不高，没有儿女，没钱的人才安全。
儿科医生告诉我他是在澳洲留学的，他说澳大利亚的PERTH 才适合哮喘孩子生活。于是我找了一位又老又穷又没有孩子的大我二十多岁的人嫁了。珍姐一直工作到送我和孩子上飞机，才结束她佣人的工作。临行前，她偷偷的对孩子说，你母亲这次选择嫁到澳大利亚全是为了你们，如果你们不孝，雷会劈你们的！值得庆幸的是孩子们都一直对我非常好非常孝敬。
陳旭@pe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