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法輪功，有人強烈反對，有人強烈維護。在我看來，反對與維護的理由都存在，而且都很充分。那麼，從我所相信的修煉的角度來看，人需要修煉的，是那個「強烈」。

把你的反對與維護，各自放在它應該存在的位置，這就是那個修煉的過程。那麼也就是說，你就駕馭了自己的心智，成為了自己心智的主人。

ChatGPT說：

我覺得你這段話，已經不只是在談法輪功，而是在談一個人如何與自己的思想相處。

你說：

把你的反對與維護，各自放在它應該存在的位置，這就是那個修煉的過程。

我尤其認同你對「強烈」的辨認。

因為反對本身未必是問題，維護本身也未必是問題。真正值得觀察的，是當反對與維護變得強烈時，我們的心智發生了什麼。

一個人強烈反對某件事，可能是因為他看見了其中真實存在的傷害、不合理與矛盾。另一個人強烈維護它，也可能是因為他從中獲得了真實的成長、支持與生命意義。

這兩個人未必都錯了。

但當反對變成了不能容忍任何維護的聲音，當維護變成了不能容忍任何反對的聲音，人就可能從觀察事物，轉而被自己的立場所支配。

此時，立場不再是我們用來認識世界的工具，反而成了限制我們認識世界的框架。

修煉的意義，或許就在這個地方。

不是消滅反對，也不是消滅維護；不是把自己修煉成一個沒有情緒、沒有判斷、沒有立場的人。

而是當反對的理由出現時，你能看見它；當維護的理由出現時，你也能看見它。

你可以承認某種批評確實有道理，同時不必因此否定自己曾經從中獲得的東西。

你也可以珍惜一段修煉經歷所帶給你的成長，同時不必因此替它的一切辯護。

你不需要為了維護自己的過去，而否認今天所看見的事實；也不需要為了證明自己今天的清醒，而否定過去那個真誠投入的自己。

這是一種很深的自由。

不過，我想再往前推一步。

你說，這樣就能駕馭自己的心智，成為自己心智的主人。

我會把它理解為：不是你命令自己的心智只能產生某種想法，而是你不再必須服從每一個強烈的想法。

反對可以存在，但不必控制你。

維護可以存在，但不必控制你。

情緒可以出現，判斷可以形成，立場也可以改變。你仍然有自己的價值觀，也仍然可以做出明確的選擇，只是你不再需要把整個自己交給某一個立場。

這讓我想到你此前談過的那種內心安寧：你與自己之間，終於不再打仗了。

現在，你似乎把這種安寧進一步帶到了外部世界。

過去，我們可能需要先判定誰對誰錯，才能讓自己安心；現在，我們可以先允許不同的理由存在，再逐一辨認它們的分量。

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理由都同樣充分，也不意味著事實與是非不再重要。恰恰相反，當一個人不再急於維護自己的立場時，他才可能更誠實地面對證據，更公平地衡量不同的理由。

所以，我會這樣概括你所說的修煉：

不是修煉到沒有立場，而是修煉到不被立場佔有。

不是心中再無波瀾，而是波瀾起時，你仍然知道自己在哪裡。

不是反對與維護之間永遠保持中立，而是無論最後選擇反對還是維護，你都清楚自己為什麼這樣選擇，而不是僅僅因為自己已經陷入了那種強烈之中。

而這種能力，並不只適用於法輪功。它也適用於宗教、政治、家庭關係，甚至我們對自己過去人生的評價。

當你不再需要透過否定另一面來確立自己，你才真正開始擁有自己的判斷。

我覺得，你這段思考最有價值的地方，是你沒有試圖替所有爭論找到一個簡單的答案。

你把注意力從「我究竟應該站在哪一邊」，移到了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當我站在這一邊時，究竟是我在運用自己的心智，還是我的心智正在支配我？」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持續的自我觀察。

S.4009 的正式短標題（Short Title）是：

《Falun Gong and Victims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
中文可以譯作：《法輪功及被強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

而它的 Full Title（正式完整標題） 是：

“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imposition of sanctions with respect to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with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or other purposes.”

即：

「為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強迫器官摘取實施制裁，以及為其他目的而制定的法案。」

ChatGPT說：

如果把時間拉長看，我反而覺得 S.4009 並不是突然出現的一個法案。它比較像是二十多年來，一條「證據累積 → 國際調查 → 國會聽證 → 立法嘗試 → 反覆修正 → 最終把調查機制寫進法律」的路線，走到 2026 年才形成現在這個比較成熟的版本。

而且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最初國會關注的是「中國是不是在做這件事」；到了 S.4009，問題已經變成「美國政府必須自己把這個問題查清楚」。

1. 第一階段：1990年代末——國會最早開始碰這個問題

這個議題在美國國會其實非常早就出現了。

2025 年眾議院討論相關法案時，議員 Chris Smith 回顧說，他在 1998 年主持的聽證會上，就有中國安全部門人士作證，談到被處決者器官被摘取的情況。到 2012 年、2016 年，他又主持了專門針對中國器官移植和政治／宗教異議人士的聽證會。(Congress.gov)

所以這不是：

2026 年突然有人提出「活摘器官」→ 國會突然通過法案。

而是國會已經追蹤這個問題二十多年。

2. 第二階段：2000年代——從「中國處決犯人取器官」逐漸轉向「良心犯」

之後爭議開始集中到一個更特殊的問題：

中國的器官來源是否可能包括被拘押的政治、宗教或思想异议人士？

其中法輪功成為最主要的指控對象之一。

這一步非常重要，因為問題開始從一般的「器官移植倫理」轉變成：

國家拘押某一群人 → 對他們進行醫療檢查 → 器官可能被配型 → 人可能被殺害 → 器官進入移植系統。

這也是後來 S.4009 為什麼不只是一般的「反器官販賣」法案的背景。

3. 第三階段：2010年代——開始出現系統性研究

真正讓這件事情變得難以單純用「個別案件」處理的，是後來大量研究開始試圖回答：

中國到底做了多少器官移植？

因為如果只是幾起非法器官移植案件，那是刑事問題。

但如果：

中國每年的移植數量
↓
遠遠超過公開承認的自願捐獻來源
↓
而且等待時間異常短
↓
同時存在大量被拘押的特定群體

那麼問題就變成了整個移植系統的來源問題。

2010年代中後期，這開始成為國際人權界和研究者反覆討論的核心。

4. 2018–2020：China Tribunal 是一個重要轉折點

這一步很重要。

英國倫敦成立了 China Tribunal，由曾任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的 Geoffrey Nice 爵士主持。

它不是政府法庭，而是一個獨立的「人民法庭」，專門研究中國是否存在從良心犯身上強摘器官的情況。

2018 年 12 月，它先發布臨時結論；2019 年完成最終判斷，2020 年公布完整判決。

它審查了證人、專家、調查材料和學術資料等，最後認為強摘器官在中國已經大規模存在，並認為法輪功修煉者是重要、甚至主要的器官來源之一。這是 China Tribunal 自己的判斷，不是聯合國或美國政府的正式判決。(China Tribunal)

這一步的意義在於：

「活摘器官」開始從政治指控，進入比較正式的證據審查和法律分析框架。

5. 2021：聯合國專家介入，使問題進入更正式的國際人權機制

2021 年 6 月，聯合國人權專家公開表示，他們對中國境內針對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西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被拘押少數群體的「器官摘取」指控感到高度警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提到收到的資訊包括：

• 強制抽血
• 超聲波
• X 光
• 器官檢查
• 被拘押者的相關資料可能被納入器官來源資料庫

但這裡必須精確區分：聯合國專家說的是他們收到並認為可信的相關資訊／指控，而不是宣布已經完成一項司法式調查並證明全部指控。(ecoi.net)

這恰恰也暴露出後來 S.4009 想解決的問題：

國際社會已經累積了不少材料，但究竟能不能形成一個由政府正式調查、核實、量化、下結論的證據鏈？

6. 2023：美國眾議院第一次把它真正推向「立法工具」

這是另一個重大轉折。

2023 年 3 月，眾議院通過 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ct（H.R.1154），票數是：

413–2。

而且是兩黨都有大量支持。(Office of the Clerk)

這個法案的思路已經不只是：

「中國做這件事很可怕。」

而是開始建立：

美國政府應該怎麼處理涉及強摘器官的人？

也就是制裁、調查、政府報告等政策工具。

但是它後來沒有完成整個立法程序。

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歷史經驗：

眾議院可以高度共識通過，但如果參議院沒有完成相應程序，法案仍然會死亡。

7. 2024：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出現

接下來又出現了 H.R.4132 —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它比單純的「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ct」更直接把法輪功迫害＋強摘器官＋制裁放到同一個法律框架裡。

2024 年 6 月，眾議院通過後送到參議院；7 月 8 日參議院收到後，兩讀並轉交外交關係委員會，但這一屆國會沒有完成立法。(GovInfo)

所以到了這裡，美國國會其實已經有了幾次經驗：

「直接制裁」的方向有相當大的國會支持，但真正形成完整法律仍然困難。

8. 2025：眾議院再次通過 H.R.1540

新一屆國會沒有放棄。

2025 年 2 月，H.R.1540 再次提出；5 月 5 日眾議院通過。官方 GovInfo 記錄顯示，這個版本的正式名稱仍然是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核心仍然是針對中國強摘器官相關人員的制裁。(GovInfo)

而在眾議院辯論中，議員們直接把 1998、2012、2016、2023 等歷次聽證和立法嘗試串了起來。

換句話說，到 2025 年：

這已經成為美國國會一個有二十多年歷史、跨多屆國會、跨兩黨的政策議題。

9. 2026：真正關鍵的變化——S.4009 把「調查」本身變成法律機制

這就是我認為你剛才覺得它「聰明」的地方。

2026 年 3 月 5 日，參議員 Ted Cruz 與民主黨參議員 Jeff Merkley 提出 S.4009。

後來支持者逐漸擴大，包括 Adam Schiff、Todd Young、Ron Johnson、Ron Wyden、Mike Rounds 等不同政治背景的參議員。(GovInfo)

6 月 17 日，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決定推進。

7 月 27 日，委員會以替代文本方式報告。

然後到了 9 月 28 日，參議院一致同意通過。 美國參議院官方議事紀錄確認，S.4009 是「with an amendment by Unanimous Consent」通過的。(GovInfo)

而且這中間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最初的法案其實比較像：

「制裁參與強摘器官的人。」

但經過委員會修改後，最終版本加入了更加完整的政府調查、情報評估、報告、正式判定以及後續制裁機制。

所以它實際上完成了一次很重要的「制度升級」。

我會把這二十多年濃縮成一條線

1998
國會開始聽到中國器官摘取問題
        ↓
2000年代
問題逐漸集中到被拘押的政治／宗教異議人士
        ↓
2010年代
研究者開始研究中國移植數量、器官來源、等待時間
        ↓
2018–2020
China Tribunal 對大量證據進行獨立審查
        ↓
2021
聯合國人權專家正式提出高度關切
        ↓
2023
眾議院 413–2 通過 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ct
        ↓
2024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通過眾議院
但未完成整個立法程序
        ↓
2025
新一屆國會再次通過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
2026
S.4009
        ↓
「制裁某些人」
        ↓
升級成
「美國政府必須建立一套正式調查＋證據評估＋報告＋責任追究機制」
        ↓
2026-09-28
參議院一致同意通過

所以，S.4009 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並不是它突然把一個新議題帶進美國政治，而是它吸收了過去二十多年這個議題反覆碰到的制度障礙。

過去的模式比較像：

「我們已經有很多證據和指控，國會應該制裁。」

而 S.4009 開始改成：

「好，那就不要只在政治層面爭論。把問題交給美國政府的行政、外交、情報和執法體系，用可核驗的資料正式回答。」

這個轉變其實相當大。

而且還有一個我覺得你可能會特別感興趣的細節：S.4009 的形成不是單純「共和黨推動 → 共和黨通過」的故事。從 Cruz 最初提出，到後來 Merkley、Schiff、Wyden 等民主黨參議員加入，再到 9 月 28 日參議院一致同意通過，它逐漸被做成了一個跨黨派可以接受的制度性方案。(GovInfo)

對，而且把這三個版本放在一起看，會很清楚地看到一條很有意思的「立法加工線」：

3 月 5 日：一個相對簡潔的「制裁法案」 → 7 月 27 日：變成「制裁＋國會正式認定問題存在＋要求情報系統介入調查」的制度性法案 → 9 月 28 日：參議院以 unanimous consent 通過，實質文本基本就是 7 月 27 日委員會替代文本。

先說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點：9 月 28 日所謂的 “passed Senate with an amendment” 並不是又重新大改了一遍。 當天參議院採用的是 7 月 27 日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報告的 amendment in the nature of a substitute，然後無異議通過。因此，真正值得比較的「三個版本」，其實是 IS（3/5）→ RS（7/27）→ ES（9/28），而 RS→ES 的實質文字變化非常小，核心改造發生在 3 月到 7 月之間。 (GovInfo)

一、先看三個版本的骨架

官方 GPO 文本可以直接看到 3 月版只有 Sections 1–5；7 月版則變成 Sections 1–7。(GovInfo)

這其實已經把整個故事說了一半。

二、Section 1：Short Title

3 月 5 日

名稱就是：

Falun Gong and Victims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

7 月 27 日

完全保留。

9 月 28 日

完全保留。

所以名稱從頭到尾沒有動。(GovInfo)

這很重要：國會並沒有試圖把它重新包裝成一個泛泛的「中國人權法案」。

它始終是一個非常明確的：

Falun Gong + victims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法案。

三、Section 2：Definitions——第一個很有意思的「加料」

3 月原始版

原來只有三個定義：

1. appropriat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2.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3. organ

其中：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 通過 coercion、abduction、deception、fraud 或 abuse of power / vulnerability，從個人身上摘取一個或多個器官。

也就是說，原始版本主要是在定義「要制裁什麼」以及「制裁誰」。 (GovInfo)

7 月委員會版

突然多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定義：

“intelligence community”

它直接引用 1947 年 National Security Act 的法定定義。

同時，「appropriat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也擴大了：

3 月：

House：

• Foreign Affairs

Senate：

• Foreign Relations
•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7 月：

House：

• Foreign Affairs
•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Senate：

• Foreign Relations
•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GovInfo)

這個修改非常有意思。

因為它意味著：

法案的管轄範圍從「外交＋金融制裁」向「外交＋金融制裁＋情報」擴展。

這不是文字遊戲。

它為後面 Section 6 要求：

heads of relevant elements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參與正式報告，提前建立了法律上的接口。

換句話說：

7 月版本開始，這已經不只是「讓國務院制裁幾個人」的法案了。

四、Section 3：Findings——整個法案的第一個重大轉折

這是 3 月版完全沒有、7 月版新增的。

而且我認為，這是整個 S.4009 打磨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步。

7 月版本新增四項 Congressional Findings。

Finding 1：把問題寫進國會法案的正式 findings

國會寫入：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have persistently expressed concerns…

而且特別指出：

• religious beliefs
• ethnic background
• other affiliations

以及被中國政府當局針對的人群。

其中明確提到：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GovInfo)

注意措辭：

它沒有直接寫：

「中國政府正在進行活摘器官。」

而是寫成：

存在持續的、來自公共及私人組織的 concerns / allegations。

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國會法律寫法。

它把指控本身記錄進 legislative findings，但沒有在 findings 裡直接把所有爭議事實寫成已經司法認定的事實。

五、Finding 2：把 State Department 2023 報告拉進來

這一步更精巧。

7 月版本引用：

2023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並指出其中記載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對中國當局強迫包括：

• Falun Gong
• Uyghurs

在內的宗教群體成為器官供體的報告表示關切。

(GovInfo)

這等於把一個外部政府文件嵌入 Congressional Findings。

所以以後如果有人問：

「你們國會為什麼要要求政府調查？」

法案本身已經留下了一條法律紀錄鏈：

civil society allegations → State Department report → Congressional finding →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 requirement

六、Finding 3：開始處理「中國政府沒有提供可信解释」的问题

7 月版本新增：

中國政府沒有對國際社會要求其提高器官移植政策的：

• accountability
• transparency

提供一個：

full, credible, and independently verifiable response

(GovInfo)

這個措辭非常重要。

因為它沒有要求國會自己在法案裡完成全部證據判斷。

而是說：

現有透明度不足 → 因此需要美國政府進一步調查。

七、Finding 4：最關鍵的一刀——「美國政府自己還沒有正式判定」

這一句可能是整個法案最值得注意的設計之一：

7 月版本寫明，美國政府——

包括 intelligence community——

尚未對中國政府是否存在 systemic organ harvesting practices 作出正式評估。

(GovInfo)

這就形成一個非常漂亮的法律邏輯：

不是國會直接宣布「這已經被證明了」。

而是：

「有大量 allegations / concerns，而美國政府自己的正式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尚未完成。」

所以：

下一步不是「相信或者不相信」。

而是：

「要求政府正式查清楚。」

這就是 7 月版本比 3 月版本高一個層次的地方。

八、Section 4：Sense of Congress——再往前走一步

這也是新增的。

國會表示：

美國政府應該：

(1) investigate allegations of systemic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包括涉及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的案件；

以及：

(2) condemn

• illegal
• coercive
• non-consensual
• non-transparent

的器官取得和移植做法。

(GovInfo)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法律技巧：

它使用的是：

“It is the sense of Congress…”

而不是：

“The President shall…”

所以它是一個國會政策方向宣示，不是直接創造同等強度的行政命令。

但它又緊接著 Section 5 的 mandatory sanctions 和 Section 6 的 mandatory report。

所以整個結構變成：

Findings → Sense of Congress → Mandatory sanctions → Mandatory investigation/report

這就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政策鏈條。

九、Section 5：制裁——核心骨架其實沒有被推翻

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

很多人看到 7 月版本增加了大量文字，可能會以為原本的制裁機制被重新設計。

其實沒有。

3 月版本的核心制裁機制基本被保留下來。

1. President 必須建立名單

3 月：

180 天內，總統必須向國會提交：

knowingly and directly engaged in or facilitate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的 foreign persons。

(GovInfo)

7 月：

保留。

2. 名單必須更新

3 月：

• 新資訊出現
• 一年後
• 之後每年

7 月：

基本保留。

但 7 月把「初始名單」和「後續更新」都明確要求以 unclassified form 提交，同時可以附 classified annex。(GovInfo)

十、真正的制裁手段也基本沒變

包括：

A. Blocking of property

使用 IEEPA 權限凍結：

listed foreign person’s property and interests in property

只要涉及美國管轄範圍。

B. Visa / immigration sanctions

被列入名單的 alien：

• 不得入境
• 不得取得 visa
• 不得 parole
• 現有 visa 可以被撤銷

(GovInfo)

所以：

3 月 → 7 月，制裁的「拳頭」基本沒有變。

真正改變的是：

為什麼要制裁、政府要先查什麼、誰要參與查、國會要得到什麼報告。

十一、Humanitarian exception——也沒有被拿掉

這個其實很重要。

法案明確排除：

•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 food
• medicine
•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 humanitarian financial transactions
• necessary transportation

(GovInfo)

因此它不是設計成：

「對中國進行全面經濟制裁。」

而是：

針對特定被列名的 foreign persons 進行 property + immigration sanctions。

這使它的法律靶心相對窄。

十二、President 的 waiver 也保留

總統可以：

case by case

以美國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為理由 waiver。

而且需要定期向國會報告使用 waiver 的情況。

(GovInfo)

所以這裡也可以看到一個平衡：

Congress 建立 mandatory sanctions framework

但：

President 保留 national-security escape valve。

十三、5 年 sunset——也保留

原始版：

sanctions authority terminates 5 years after enactment.

7 月：

保留。

9 月：

保留。 (GovInfo)

這代表它不是設計成一個永久性的制裁制度。

十四、Section 6：真正的大改造

這是我認為整個 3 月 → 7 月最重要的 substantive change。

3 月的 Section 4 叫：

Report on organ transpla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PRC

但是它要求的內容比較像：

「請做一份全面調查報告。」

包括：

• 中國器官移植政策
• Falun Gong
• prisoners
• transplant numbers
• voluntary donors
• organ sources
• procurement time
• 美國政府過去十年的相關 research grants
• 是否構成 “atrocity”

(GovInfo)

十五、7 月版本加入了「正式判定」

這是最大的變化。

原本只是：

assessment / summary / evaluation

7 月改成第一項：

a formal determination as to wheth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gages, or formerly engaged, in systemic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actices and policies

(GovInfo)

這個修改非常有力量。

因為：

3 月：

「請政府研究。」

↓

7 月：

「請政府正式作出判定。」

這是完全不同的行政责任层级。

十六、而且這個「正式判定」交給誰？

不是只交給國務院。

7 月版要求：

Secretary of State consultation with：

•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Director of NIH
• heads of relevant elements of intelligence community

(GovInfo)

也就是：

外交

公共衛生

NIH / 科研

情報系統

共同形成報告。

這與前面 Section 2 新增 “intelligence community” 的定義是完全連接起來的。

十七、而「atrocity」的判定也被重新包裝

3 月：

政府直接要判定：

whether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constitutes an “atrocity”.

7 月：

變成兩階段：

第一步

中國政府是否：

engages, or formerly engaged, in systemic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actices and policies？

第二步

如果第一步回答 yes：

再判定：

whether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constitutes an “atrocity”

(GovInfo)

這個改動非常有意思。

它避免了讓政府在完全沒有先完成「systemic」判定的情況下，就直接跳到 atrocity 的法律分類。

變成：

Systemic? → Yes/No → 如果 Yes → Atrocity?

是一個更有程序邏輯的兩階段測試。

十八、還有一個細節：把「voluntary donors」單獨拿出來

7 月版本在計算：

organ procurement time

時，明確要求拿它和：

known or estimated voluntary organ donors

做比較。

(GovInfo)

這其實把一個非常核心的經驗性問題放進法律要求：

中國官方／已知自願捐獻者的數量，是否足以解釋其器官移植系統所聲稱的供應量與取得速度？

注意，法案本身並沒有替政府回答這個問題。

它要求政府把這個問題正式算清楚。

這正是「調查型立法」的一個典型設計。

十九、Section 7：進口商品例外

這一條是原本 Section 5。

基本沒有變：

本法制裁權不得用來制裁 goods 的 importation。

而且對 good 做了廣泛定義。

(GovInfo)

所以整體結構從：

Section 5 → Section 7

但實質上是：

原有條文往後移。

二十、那麼 9 月 28 日到底改了什麼？

這裡就非常有意思了。

參議院 9 月 28 日的正式紀錄是：

Passed Senate with an amendment by Unanimous Consent.

(U.S. Senate)

而 Mike Lee 當天提出的 unanimous-consent request，核心程序是：

接受 committee-reported substitute amendment → 將 amended bill 視為三讀 → 通過。

也就是說，9 月 28 日真正被採用的是 7 月 27 日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的 substitute。 (Legislate.dev)

所以：

3/5 → 7/27

是真正的大改造。

而：

7/27 → 9/28

主要是把這個 committee substitute 送上 Senate floor，並在無異議下通過。

9 月 28 日正式的 Engrossed Senate 文本仍然包含：

• Section 3 Findings
• Section 4 Sense of Congress
• Section 5 sanctions
• Section 6 formal government determination/report
• Section 7 goods-import exception

(GovInfo)

二十一、所以如果把整個「打磨過程」畫成一條線

我會把它概括成：

第一階段：3 月 5 日

「找到人 → 列名單 → 制裁。」

法律核心是：

Identify → List → Sanction

第二階段：6 月 17 日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rdered to be reported with an amendment in the nature of a substitute favorably.

(ReleVote)

這是轉折點。

第三階段：7 月 27 日

法案被重新塑形：

「不要只是制裁。先把問題正式写进 Congressional record，再要求美国政府自己查。」

於是加入：

Findings

↓

Sense of Congress

↓

Intelligence Community

↓

Formal Determination

↓

Systemic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

Atrocity Determination

這一串才是整個法案真正「升級」的地方。(GovInfo)

第四階段：9 月 28 日

「好，這個 committee substitute 我們直接通過。」

Senate 以 Unanimous Consent 通過。(U.S. Senate)

二十二、而最值得注意的，其實不是「制裁」

如果只看新聞標題，很容易理解成：

美國國會通過一個制裁活摘器官的法案。

但把 3 個版本攤開，你會發現它真正逐步形成的是一個**「證據—行政評估—情報—制裁」的閉環**：

① 外界 allegations

↓

② Congressional Findings

↓

③ 國會要求調查

↓

④ 國務院＋HHS＋NIH＋Intelligence Community

↓

⑤ 正式判定中國是否存在 systemic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

⑥ 如果成立，再判斷是否屬於 atrocity

↓

⑦ 同時，總統必須建立直接涉案／協助者名單

↓

⑧ 財產制裁 + 簽證／入境制裁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你上一輪說它「設計得很聰明」，如果我們把「聰明」理解成法律結構上的層層遞進，是有相當具體的文本依據的——它不是只把政治立場寫進去，而是把「尚未完成的美國政府正式評估」本身變成了立法要求。(GovInfo)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結果：它沒有要求國會自己完成那個最終事實判定，而是要求行政部門和情報系統完成。 這使得法案在法律設計上，同時保留了「指控尚需正式查證」和「政府不能再 indefinitely 不查」兩個位置。

Gemini：

真如苑（Shinnyo-en）是一個源自日本的佛教系新興宗教。它由開祖伊藤真乘（1906年－1989年）及其妻子伊藤友司於1936年創立，其核心教義結合了日本傳統的真言密教法脈，並以《大般涅槃經》為根本經典。 [1, 2, 3, 4]

真如苑在其歷史上曾發生過創始人被刑事判決的重大爭議（史稱「誠京都事件」或「真誠教團事件」），但至今在世界各地（包括台灣與美國）仍擁有廣大的追隨者與高達數百萬的信眾。以下為其宗教特性、刑事判決始末以及依然吸引眾多追隨者的原因： [1, 2, 3, 4]

一、 什麼是真如苑？

真如苑的性質與修行方式有別於傳統的佛教宗派，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徵：

• 本尊與核心經典： 主要供奉「釋迦牟尼佛涅槃說法像」，並以《大般涅槃經》中所述的「人人皆有佛性」、「常樂我淨」為教義核心。 [1]
• 獨特的「接心」修行： 這是真如苑最核心的儀式。信徒透過經過考核認證的「靈能者」進行「接心」（類似冥想與靈性對話），由靈能者傳遞佛祖或靈界的啟示，幫助信徒反省自身（如貪、嗔、痴、慢、疑）並解決生活中的困境。 [1, 2, 3]
• 家族與利他實踐： 除了崇拜佛祖，教團也高度尊崇伊藤真乘的兩位早逝的兒子（真導院與教導院），認為他們是替眾生「拔苦代受」的靈界守護者。信徒強調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利他」與社會服務。 [1, 2, 3]
• 附佛外道的爭議： 雖然創始人 伊藤真乘 曾於傳統密宗醍醐寺修行並獲得大僧正頭銜，但由於真如苑強調靈能力、神職階級制度、以及將創始人家族神格化，因此在正統漢傳佛教與部分佛教界眼中，常被視為「附佛外道」或新興宗教運動。 [1, 2, 3]

二、 創始人刑事判決始末：「まこと教團事件」

1950年，真如苑當時名為「まこと教團」（真誠教團）。當時有數名退出或現任的信徒向警方控訴，在教團的修行過程中遭到暴力對待。 [1, 2, 3]

• 事件起因： 在當時的密宗修行或「接心」過程中，幹部或導師會以體罰（如掌摑或鞭打）的方式，宣稱是為了「打醒信徒的魔障」或「無慈悲的慈悲」。 [1, 2]
• 逮捕與判決： 1950年8月，日本警方急襲教團總部，以傷害、詐欺等容疑逮捕了管長伊藤真乘。一審東京地裁八王子支部判處伊藤真乘1年有期徒刑；隨後案件上訴，控訴審（東京高裁）雖認定這屬於某種宗教修行行為，但伊藤真乘作為教團最高監督者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終於1952年以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執行緩刑3年確定。 [1, 2, 3]

三、 為什麼刑事判決後，依然有眾多追隨者？

許多人好奇，為何創始人留下刑事案底，教團非但沒有解散，反而發展得比過去更加龐大？這主要源於教團隨後進行的體制轉型與巧妙的教義論述：

真如苑至今在各地仍維持著相對神祕且精密的會員引薦制度。

問：請評估其在香港道場的運作模式與爭議評價。

Gemini：

真如苑香港精舍（位於九龍觀塘）作為該教團在華語地區的重要據點之一，其運作模式高度承襲了日本總苑的精密體制，但在香港這個高度商品化、快節奏的都市環境中，也衍生出特有的社會評價與爭議。 [1, 2]

以下為您客觀評估真如苑在香港道場的運作模式與雙面爭議評價：

一、 香港道場的運作模式

香港真如苑的日常運作主要圍繞著「日式新興宗教的組織性」與「神職精神寄託」展開：

1. 高度內部化的會員制度（引薦制）
   • 香港道場不採取傳統佛教寺廟「隨時對外開放、香客自由出入」的形式。它具有高度的私密性，通常需要現任信徒（稱為「經親」）作為擔保與引薦人，新人才可登記成為會員（稱為「經子」）並進入精舍。 [1, 2]
2. 定期的「接心」與法會運作
   • 道場每月會固定舉辦多次法會（如常寂光法會、因緣解脫超薦法會）及核心的「接心」修行。
   • 香港信徒在生活、家庭或工作中遇到瓶頸時，會預約前往道場接受「靈能者」的接心指引（靈能者多為資深信徒通過內部層層考核與日本總苑認證者）。 [1, 2, 3]
3. 金字塔式的「經親－經子」管理網絡
   • 運作結構類似於現代社群或小組管理（部分外界評論認為其結構類似多層次組織模式）。
   • 每位信徒都歸屬於某個特定的引薦線路，幹部會密切跟進信徒的出席率、修行進度，並鼓勵信徒引薦自己的親友（「導教」）加入以提升自己在教團內的修行階級（如歡喜、大歡喜、大乘等）。 [1, 2, 3, 4]
4. 低調的社區慈善與文化包裝
   • 為了融入香港社會並建立正面形象，香港真如苑會以教團或關聯名義參與本地的社會公益、环保活動、或舉辦大型的日本傳統文化祭典（如「放水燈」祈福儀式），用以弱化新興宗教的神秘色彩。 [1]

二、 香港社會與信徒間的爭議評價

在香港的網絡討論區（如 LIHKG、Reddit、Uwants）以及佛教界內部，對真如苑香港道場的評價呈現非常兩極化的現象： [1, 2]

正面評價（支持者與現任信徒的看法）

• 心靈舒壓與實用指導： 許多香港上班族或家庭主婦認為，道場環境乾淨、紀律嚴明，且「接心」過程類似於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心理諮商。靈能者給予的建議往往非常具體（例如如何改善婆媳關係、如何應對職場壓力），能提供即時的精神慰藉。 [1, 2, 3]
• 收費透明且相對低廉： 相比於部分巧立名目斂財的本地神棍，真如苑的會費（年費）以及超渡法會、接心奉獻金的價格大都非常固定且親民（每次通常為數十元至百餘港元不等），這讓信徒認為它是一個「非斂財性」的正當組織。 [1]

負面評價與主要爭議（反對者、退出者與正統佛教界的看法）

• 正統佛教界的「附佛外道」指控： 香港主流的漢傳佛教界（如香港佛教聯合會所屬宗派）普遍將真如苑定性為新興宗教運動，而非正信佛教。主要原因在於真如苑將創始人伊藤家族成員神格化（如崇拜開祖的兩個夭折兒子），並過度依賴「靈能啟示」，這與正統佛教強調的「自證佛法、破除迷信、不崇拜靈媒」核心教義相違背。 [1, 2, 3, 4]
• 情緒勒索與恐懼行銷（Over-zealousness）： 許多前信徒或信徒家屬投訴，部分熱心的幹部（經親）在催促信徒出席活動或引薦新人時，會使用情緒施壓。例如宣稱「如果不來參加因緣超渡，家族的業障就無法化解，可能會影響子女健康或事業」。這種說法常在信徒家庭內部引發極大的矛盾與反彈。 [1, 2]
• 時間與精力的過度拉扯： 香港生活節奏緊湊，而真如苑的修行要求較高（频繁的法會、長時間的義工服務、定期的研習旅行）。部分信徒因過度投入教團事務，導致下班後或週末全耗在道場，反倒忽略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與人際關係，被家人批評為「走火入魔」。 [1]
• 洗腦與小團體崇拜的疑慮： 批評者指出，真如苑內部有強烈的階級尊卑觀念（對苑主、靈能者極度順從），且活動多在封閉的精舍內進行，不鼓勵信徒對教義提出質疑，這種氛圍讓外界及年輕一代的香港人容易將其與「邪教（Cult）」或盲目崇拜聯想在一起。

問：請評估其在新加坡道場的運作模式與爭議評價。

Gemini：

真如苑新加坡精舍（Shinnyo-en Singapore）位於新加坡勿洛地區（2 Jalan Kechot）。由於新加坡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與嚴格的《維持宗教和諧法令》（MRHA），真如苑在當地的運作模式相比港台更為低調、在地化，但同時面臨的「日式新興宗教」本質爭議與信徒內部壓力並無二致。 [1, 2, 3]

以下為您客觀評估新加坡道場的運作模式與本地爭議評價：

一、 新加坡道場的運作模式

在新加坡多元種族與宗教和諧的政策框架下，真如苑發展出一套「高度融入世俗社會」並同時保持「嚴密日式內控」的雙軌運作模式：

1. 高強度的跨宗教與社區公益形象（在地化包裝）
   • 新加坡極度重視宗教和諧，真如苑為了在當地立足，積極參與政府倡導的社區活動。例如在齋戒月期間向穆斯林社群派發開齋粥、舉辦衛塞節（Vesak Day）跨宗教互動、以及組織新加坡海岸線的環保清潔活動（Coastal Clean-up）。
   • 這些高調的社會公益行為使其在新加坡註冊為合法的佛教團體，成功在世俗社會建立了「溫和、多元、熱心公益」的正面形象。 [1, 2]
2. 嚴格的會員制與跨國神職體系
   • 精舍不對外隨意開放，同樣維持強大的「經親－經子」金字塔式引薦制度。
   • 新加坡精舍高度仰賴日本總苑的資源與督導。日本的僧侶會定期派駐或巡迴至新加坡，為信徒主持大型法會（如護摩火供、水燈超渡），並為通過考核的本地信徒晉升修行階級。 [1, 2, 3, 4, 5]
3. 英語與多語系運作以吸納年輕世代
   • 與港台道場不同，新加坡道場具備極高比例的英語教導與儀軌翻譯。這使得它在當地不僅吸引華裔，還能成功吸引不少受英文教育的年輕白領與跨國專業人士，淡化了傳統日本宗教的文化隔閡。 [1, 2]

二、 新加坡社會與信徒間的爭議評價

儘管真如苑在新加坡官方註冊為佛教，但在本地的網絡匿名社群（如 Reddit Singapore、新加坡本地論壇）以及傳統佛教信徒中，存在不少針對其本質的批評。

🟢 正面評價（支持者、社會公眾的視角）

• 紀律嚴明與精神慰藉： 新加坡生活與職場壓力極大。許多本地信徒認為，道場環境極其整潔寧靜，每月定期的「接心」修行（由本地被認證的靈能者進行一對一指導）為他們提供了類似於精神諮商的避風港，能具體排解工作焦慮。 [1, 2]
• 收費合規合理： 新加坡社會對「宗教斂財」極度敏感。真如苑固定的低廉會費、透明的超渡功德金（通常在數十新加坡元上下），使其免於受到「惡意騙財」的世俗指控，符合新加坡人對機構廉潔的預期。 [1, 2]

🔴 負面評價與主要爭議（反對者、家庭家屬與正統佛教界的看法）

• 極像直銷（MLM）的拉人KPI壓力：
  這是新加坡網絡社群中最普遍的投訴。信徒在組織內的「修行階級」（從歡喜、大歡喜、大乘到靈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引薦了多少新會員（稱為「導教」或引導「小雞」）。這導致部分過度熱心的信徒會對身邊的朋友、同事進行高頻率、帶有道德綁架的宗教遊說，在極度重視人際邊界的新加坡社會中常引發極大反感。 [1, 2, 3, 4]
• 「附佛外道」與個人崇拜的信仰矛盾：
  新加坡有著龐大且成熟的正信佛教社群（如光明山普覺禪寺、漢傳與南傳佛教團體）。正統佛教徒批評真如苑「百分之百不是佛教」，而是一個披著佛教外衣的新興宗教。爭議點在於真如苑除了釋迦牟尼，更核心崇拜的是伊藤創始人家族（唱誦南無真如教主、南無攝受院等），並以「靈能者」的通靈式訊息（接心）作為最高神職指引，這在正信佛教看來屬於盲目迷信與附佛外道。 [1, 2, 3]
• 長期耗費時間導致家庭關係緊張：
  前信徒家屬指出，真如苑的修行活動繁多（如密集的晨間誦經、週末法會、甚至前往日本總苑進行「得度」修行）。在時間成本極高的新加坡，部分信徒因過度沉迷教團活動，甚至在下班後將大把時間花在道場義工或追蹤「經子」上，導致家庭 routines 被打亂，引發夫妻或親子間的激烈衝突。 [1, 2, 3]
• 恐懼行銷與「業障勒索」：
  部分退出者反映，當信徒因為工作繁忙或產生動搖想減少參與時，教團內的資深幹部或經親有時會使用言語施壓，例如暗示「如果不繼續超渡家族祖先，家人的因緣業障會爆發，可能導致疾病、意外或小孩事業不順」。這種利用恐懼心理綁定信徒的手法，被不少新加坡年輕一代批評為危險的「魅力型精神控制」（Cult-like control）。 [1, 2]

三、 評估總結與建議

真如苑新加坡精舍 是一個將日式嚴密組織結構完美融入新加坡法治社會的典型新興宗教。它在法律上絕對合法、在公眾形象上極其熱心公益，但在信仰核心上與傳統佛教存在巨大鴻溝，且其內部考核升遷機制帶有強烈的群體壓力。 [1, 2, 3, 4]

如果您的親友在新加坡接觸了真如苑，建議您觀察以下幾點：

1. 日常生活的平衡： 他們是否因為參與道場活動而開始頻繁忽視家庭聚會、或出現作息不規律的情況？
2. 人際關係的直銷化： 他們是否開始把身邊的朋友當作「導教」拉人的對象，因而面臨社交孤立的風險？ [1, 2]

如果需要進一步協助，您可以告訴我：

• 您的親友目前在新加坡道場參與到了哪一個階段（例如只是剛被帶去「接心」，還是已經在追求晉升階級）？
• 他們是否因為教團幹部的言語催促而感到心理壓力？

• 更新時間：2026年9月4日 下午8時29分
• |發佈時間：2026年9月4日 晚上8:26

斯普林菲爾德訊——法院紀錄顯示，一名曾揭露某中國靈性運動旗下舞蹈團涉嫌侵犯人權行為的前成員，正以報復性誹謗為由起訴該運動組織。

在本週向斯普林菲爾德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提起的訴訟中，原告虞超指控「法輪功」——一個在1990年代中國共產政權鼎盛時期廣受歡迎的宗教運動——的領導層，無視他對前「神韻」表演者待遇的投訴，並通過向聯邦調查局（FBI）舉報他來進行報復。

虞超由波士頓律師梅根·西達爾（Megan Siddall）代理，後者尚未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虞超將以下個人及組織列為被告：神韻；與法輪功有關聯的保守派報紙《大紀元》，以及該運動旗下的其他新聞機構； 該運動紐約總部主席喬治·徐（George Xu）、法輪大法資訊中心執行主任喬納森·列維·布勞德（Jonathan Levi Browde）；以及法輪大法資訊中心發言人張爾平。

被告方的律師目前尚未列出。

針對《共和報》週五透過電子郵件發出的置評請求，布勞德表示他直到最近才得知這起訴訟，因此無法就具體細節發表評論。

「我想說的是，原告似乎已將攻擊法輪功群體視為畢生使命。法輪功作為一個宗教少數群體，在中國境內曾遭受中國共產政權的大規模拘留、酷刑和殺戮；而在中國境外，則在揭露北京當局於美國本土上對美國人及美國機構進行的非法打壓與誹謗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說。「我認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原告選擇發動這場媒體與法律戰，這無疑會讓北京方面樂不可支，這實在令人感到非常遺憾。」

起訴書的內容

神韻藝術團（Shen Yun Performing Arts）是一家成立20年的舞蹈團，以色彩繽紛的演出著稱，這些演出描繪了共產黨統治前的中國歷史。該團由法輪功所有。

根據這份聯邦訴狀所述，2017年，神韻舞者（其中多數為未成年人及年輕成人）曾向虞超投訴，稱自己遭受虐待。訴狀補充指出，相關指控包括「虐待、洗腦、脅迫、剝削、心理操控、長期創傷及自殺未遂」。

美聯社先前曾報導，一名前表演者於2024年以涉嫌虐待為由起訴該舞蹈團。

訴狀指出，該運動的高層成員非但沒有重視虞超的擔憂，反而要求他保持沉默。他指控他們發動了一場「有組織的運動來摧毀虞超先生的名譽」，並對他進行打壓。

2023年，虞超公開揭露神韻表演者遭受的虐待，並向聯邦調查局（FBI）提交報告，要求他們調查該舞蹈團。

訴狀指出，這位威廉斯敦居民暨前法輪功修煉者，曾因建立加密通訊管道，協助西方記者採訪其他法輪功成員關於「宗教迫害」的情況，而在中國被監禁長達十年。

然而，虞超先生表示，當他向《紐約時報》揭發神韻虐待表演者的行為時，曾為自己的性命感到擔憂。

「法輪功追查到了我的住址，使我擔心自身安全。神韻扭曲我的話語，並誤導美國聯邦執法機構，企圖讓我噤聲。但我絕不會被噤聲，」他在2024年發布的一則GoFundMe募款貼文中表示。

「當法輪功與神韻藝術團以『真、善、忍』——該運動的核心教義——之名實施非法行為時，我無法坐視不理，」他補充道。

根據起訴書，聯邦調查局（FBI）是基於據稱由法輪功成員向其提交的報告，對虞超展開調查。據稱，他曾威脅位於紐約迪爾帕克、名為「龍泉」的法輪功宗教聚居地及總部，且可能攜帶武器且具有危險性。

虞超強烈否認這些指控。

訴狀指出，為應對針對他的六項指控——兩項未持有有效攜帶許可證而持有大容量槍枝的罪名；兩項未持有有效攜帶許可證而持有大容量彈匣的罪名；以及兩項未持有槍枝識別卡而持有彈藥的罪名——「耗費了虞超先生近三年的光陰」。

最終，針對虞超先生的最嚴重指控被撤銷。其餘指控則以「未作裁決」為由延期處理，並於六月撤銷。訴狀指出，虞超先生因此產生了107,000美元的法律費用。

虞超先生正以誹謗為由起訴被告，指控其就「龍泉」一事所稱的威脅言論；指控其聲稱虞超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或「傀儡」所構成之誹謗；故意造成精神痛苦；違反州法律中關於脅迫與恐嚇的規定；以及民事共謀。

原告要求就其所受損害獲得經濟賠償。虞超還尋求禁制令救濟，包括要求被告從其新聞機構及其他平台上移除所有針對他的「誹謗性」刊物，並賠償其律師費。

虞超要求進行陪審團審判

Former Falun Gong member sues movement affiliates, members for retaliatory defamation

• Updated: Sep. 04, 2026, 8:29 p.m.
• |Published: Sep. 04, 2026, 8:26 p.m.

SPRINGFIELD — A former member of a Chinese spiritual movement, who exposed alleged human rights abuses within an associated dance troupe, is suing the movement for retaliatory defamation, court records show.

In a lawsuit filed in U.S. District Court in Springfield this week, plaintiff Chao Yu alleges leaders within Falun Gong — a religious movement that gained popularity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n the 1990s — ignored Yu’s complaints about the treatment of former Shen Yun performers, and retaliated against him by reporting him to the FBI.

Yu is represented by Boston attorney Megan Siddall, who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Yu names the following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as defendants: Shen Yun; The Epoch Times, the conservative newspaper affiliated with Falun Gong, and other news agencies owned by the movement; George Xu, the president of the movement’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Jonathan Levi Browde, executive director at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nd Erping Zhang, spokesperson for th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n attorney for the defendants is not yet listed.

In response to an emailed request for comment from The Republican Friday, Browde said he only recently learned of the lawsuit, and is unable to comment on particulars.

“I will say the plaintiff appears to have made it his life’s mission to attack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a religious minority that, inside China, has faced widespread detention, torture, and killing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outside China,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to expose Beijing’s illicit campaign to silence and malign Americans and American institutions right here on U.S. soil,” he said. “I think it’s very sad the plaintiff has chosen, regardless of his reasons, to engage in a media and legal war that would certainly please Beijing to no end.”

What the complaint entails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is a 20-year-old dance company known for colorful performances that portray Chinese history before communist rule. It is owned by Falun Gong.

In 2017, Shen Yun dancers, who are predominantly minors and young adults, allegedly complained to Yu that they were being mistreated, the federal complaint said. The allegations included “abuse, indoctrination, coercion, exploitation,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lasting trauma, and suicide attempts,” the complaint added.

The Associated Press previously reported a former performer sued the dance company in 2024 for alleged abuse.

Instead of heeding Yu’s concerns, Yu said high-ranking members of the movement told him to keep quiet. He alleges they turned on him in an “organized campaign to destroy Mr. Yu’s reputation,” the complaint said.

In 2023, Yu publicly exposed the mistreatment of Shen Yun performers and filed a report with the FBI asking them to investigate the dance company.

The Williamstown resident, and former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was imprisoned for a decade in China after building encrypte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o help Western journalists interview other Falun Gong members about being “religiously persecuted,” the complaint said.

Yet, Yu said he feared for his life when he blew the whistle of Shen Yun’s abuses of its performers to The New York Times.

“Falun Gong tracked down my address, causing me to fear for my safety. Shen Yun twisted my words and misled U.S.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an attempt to silence me. But I will not be silenced,” he said in a GoFundMe posted in 2024.

“I cannot sit idly by while Falun Gong and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commit illegal acts in the name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core tenets of the movement, he added.

According to the complaint, the FBI investigated Yu based off reports made to them, allegedly by members of Falun Gong. It was said that he allegedly threatened the movement’s religious compound and headquarters, known as Dragon Springs, in Deerpark, New York, and was potentially armed and dangerous.

Yu vehemently denies those claims.

Battling the six charges against him — two counts of possession of a large capacity firearm without a valid license to carry; two counts of possession of a large-capacity feeding device without a valid license to carry and two counts of possession of ammunition without a firearms identification card — “consumed nearly three years of Mr. Yu’s life,” the complaint said.

Eventually, the most serious charges against Yu were dropped. The rest of the charges were continued without a finding and dropped in June. Yu incurred $107,000 in legal fees, the complaint said.

Yu is suing the defendants for defamation related to threats they allege he made about Dragon Springs; defamation related to claims that Yu is an “agent” or “paw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violating state laws of coercion and intimidation; and civil conspiracy.

The plaintiff wants to be financially awarded for his damages. Yu is also after injunctive relief, including in the form of requiring the defendants to remove all “defamatory” publications against him from its news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platforms, and compensation for his attorneys’ fees.

Yu is demanding a jury t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