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ia Karvelas Mon 25 Nov
婴儿潮一代在澳大利亚政坛占据投票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此影响将在最晚明年五月份举行的下届联邦大选中显现出来。
如果你侧耳聆听，你就已经可以听到政治家们知道权力和选票已经向年轻人转移。
我们已经看到各政党转移人口结构上的关注，这也是下届大选与近期其他大选的不同之处，年轻人将成为大选的焦点。
2025年的联邦大选，澳大利亚各州和个领地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选民人数将超过婴儿潮一代，这是历史上首次。这一变化将极大改变各政党竞选和锁定选民的方式。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围绕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需求设计的各种政策和政治公告一直是澳大利亚政治的核心议题。这一选民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将带来地震般的转变。
想想前工党领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在2019年大选中意外落败。婴儿潮一代对从负扣税到印花税抵免等关键税收转变计划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些计划将惩罚他们，这也是联盟党再次当选的部分原因。
时隔两届选举后，同样的观点——尤其是在住房问题上——在选举中产生了不同的共鸣。
Z世代和千禧一代目前占选民总数的47%。婴儿潮一代约占33%。到明年5月，Z世代和千禧一代占选民总数的比例将接近50%。
选民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对各政党提出了挑战，需要他们将政治竞选活动转向解决年轻选民关心的问题。
发挥影响者而非广告商
政治分析家说，千禧一代和Z世代这两种选民群体不像婴儿潮一代那样消费免费媒体和传统媒体平台。而且这些更年轻的群体也是对政治广告最持怀疑态度的群体。
一些人认为，澳大利亚各政党尚未像特朗普竞选团队在美国取得成功那样适应这一新环境。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花费的资金少于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但却在年轻人消费的社交媒体平台和播客上瞄准了年轻人。
新的政治广告需要的是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广告商。
我们已经从高等教育贷款计划的分担费用计划（HECS HELP）的减免变化和政策开始关注住房可负担性中看到了这一点。
这一切都表明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政治力量在不断增强。
民调机构关注不稳定选民
有迹象表明，年轻男性的政治观点正趋于保守，如何抓住他们的选票正在堪培拉热议。
在内城和中城区，Z世代和千禧一代可能会更多地投票给进步和左倾政体，但在外城区和乡村地区，他们却是一个巨大的干扰因素。
在这些地区，Z世代和千禧一代对党派没有忠诚度，他们带来的政治动荡程度正在考验着主要政党。
民调机构认为，最大的搅局者将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年轻人，他们被视为外城区和乡村地区非常不稳定的选民。
民调机构认为，这一群体最有可能会为他们自认为被体制辜负的任何事项吸引，然后投票推翻这一体制。
想想上次选举中曾经安全的工党席位福勒（Fowler）的选情吧，选民们纷纷支持独立候选人黎黛（Dai Le），排斥时任工党候选人、前新州州长克里斯蒂娜·基纳利（Kristina Keneally）。工党自1984年以来一直掌控着这个席位。
受人尊敬的民调专家、前工党战略家科斯·萨马拉斯（Kos Samaras）经营着一家名为“红桥”（Redbridge）的民调公司。他警告说，这一代际交替将改变本次大选格局，而主要政党在应对这一变化方面进展缓慢。
他告诉本专栏：“所有主要政党都在准备开展严重依赖传统媒体和交流平台的竞选活动，而在吸引新兴一代选民方面，传统媒体和交流平台已日渐过时。”
他认为，所有政党都应削减免费电视广告预算，集中精力充分抓住数字第一平台。
“年轻选民，尤其是Z世代和千禧一代，他们消费媒体的方式与上一代人大不相同，”他说，“他们更倾向于依赖社交媒体、播客和流媒体服务等数字优先平台，而回避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
真相炸弹和政治定时炸弹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朝野双方为抓住对大选具有最终影响力的年轻选民群体而采取的政策转向，但前工党领袖、现任服务业部长肖顿也对这一人口政治定时炸弹投下了一些真理炸弹，他在向国会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谈到。
肖顿说，根据现行法律，澳大利亚年轻人“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税收负担”，并反思了他认为需要改变的地方。
他警告说，除非政治领导人就税制改革达成两党一致立场，否则澳大利亚年轻人将面临日益加剧的经济和住房不平等。
肖顿将税制改革、气候变化、住房、国防和外交政策、宪法对原住民的承认以及性别平等列为联邦政治家的“未竟事业”。
但选民之前否决的政策之一是改革房产投资者的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此举旨在帮助购房者。
虽然肖顿承认政府今年已经制定了更加公平的所得税减税政策，但他认为房产税仍然被征收得偏轻，而所得税仍然被征收得过重。
他说：“因此，澳大利亚年轻人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
“他们不仅要比上一代人缴纳更多的税。他们为接受教育支付的费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澳大利亚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存钱购买第一套住房。
“我们绝不能成为这样一个社会，那就是未来拥有住房的最佳预测指标是你父母现在的银行存款余额。”
离开国会对政治家来说是一种解脱，他们不再需要服从政治路线了。
肖顿的最后干预在他自己的队伍中重新点燃了关于工党到底应该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的激情。
税收和教育是关键战场
悉尼国会议员阿莱格拉·斯彭德（Allegra Spender）是跨党派的重要人物，上周她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发誓要利用下届大选后的悬峙议会来推动税制改革。
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Jim Chalmers）承认，过去几年中，澳大利亚年轻人首当其冲地面临各种挑战。
斯彭德认为，税收制度以及负扣税等优惠政策是导致出生率下降以及二三十岁人群住房拥有率急剧下降的部分原因。
教育和培训也是新的战场。
近300万澳大利亚人拥有高等教育贷款计划的分担费用计划贷款，这些贷款近年来急剧上升。
本月早些时候，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如果其政府再次当选，将在2025年6月1日前将所有学生贷款债务的20%清偿。这一切都考虑到了代际选民的选票奖励。
工党还计划在学生开始偿还学位贷款之前提高必要的收入门槛，到2023-24财年底，全国高等教育贷款计划（HELP）的债务总额将达到810亿澳元。
随着国会议员们进入本年度最后一周的会议，政府希望从2027年开始将免学费的职业技术教育（TAFE）名额扩大到每年10万人。
塔尔博特米尔斯研究公司（Talbot Mills Research）主管戴维·塔尔博特（David Talbot）表示，有初步迹象表明，工党政府将毕业生分担费用计划（HECS）和全国高等教育贷款计划（HELP）债务减少20%的计划受到了年轻选民的欢迎。
他说：“18到30岁的选民对此的支持率为77%。”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现年30到44岁的被称为千禧一代的选民中，有74% 的人表示他们也支持政府的这一提议，”塔尔博特告诉本专栏。
即使在联盟党选民中，该政策也获得了近60%的支持。
塔尔博特说，学生债务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是近几个月来为数不多的真正有突破性进展的政策措施之一。”
临界点已经到来
不难看出，这些政策都是围绕选举信息制定的，而这些选举信息将完全集中在年轻选民身上。
负责房屋所有权的影子助理部长、新州自由党前座参议员安德鲁·布拉格（Andrew Bragg）在接受本专栏采访时表示，围绕住房的政策是解决代际住房不公平问题的重点。
“我们知道，太多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正处于永远无法拥有住房的轨迹上，”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首次购房者开放退休公积金市场，并研究针对这一群体的贷款规则。我们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为首次置业者提供政策倾斜。”
布拉格说，工党在失败的官僚主义上花费了数十亿澳元。“我们的住房政策将是切实可行的，”他说。
如果你分析一下研究是怎么建议的，这一表态一点也不奇怪。
《2024年澳大利亚青年晴雨表》（2024 Australian Youth Barometer）调查了600多名18到24岁的澳大利亚人，并采访了另外30人，结果显示，焦虑、悲观和不安全感是当前年轻人的普遍感受。他们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分别是住房负担能力、就业和气候变化。
令人不安的是，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有可能在未来实现财务安全，6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会比他们的父母差。
用来解释选民行为的老话“是经济问题，傻瓜”现在也可以这么说：“是人口结构问题，傻瓜”。
代际鸿沟早已为人所知并确立。现在我们到了选举的临界点。
Patricia Karvelas是全国广播网《早餐》（Breakfast）节目的主持人，也是《朝野议会》（Party Room）播客的搭档主持人。每周一晚上9:35，她亦在ABC电视主频道主持《问与答》（Q+A）节目。
陳旭@perth 